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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翔鹤,1901年出生于四川重庆,中***员,著名作家、出版家、文史专家。年轻的时候,他与好友一起组织的社团浅草社、沉钟社以及创办的刊物《浅草》、《沉钟》,便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。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加入***,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。解放后,他筹办并长期主编《光明日报》的副刊《文学遗产》,使其成为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重镇。此副刊也成为******最喜欢看的读物。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,兼主编《文学研究集刊》。***期间受迫害致病而死。
中文名:陈翔鹤
国籍:中国
民族:汉族
出生地:四川重庆
出生日期:1901年
逝世日期:1969年4月22日
职业:作家、出版家、文史专家
毕业院校:复旦大学
代表作品:主编《文学研究集刊》
陈翔鹤(1901-1969)现代作家。重庆人。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一中。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、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学习,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。1923年起,和林如稷、冯至等组织“浅草社”、“沉钟社”,从事文学活动并在山东、吉林、河北等地教书。1939年经周文介绍加入***。“七·七”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,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,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。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。在***“***”的迫害下,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。有小说集《不安定的灵魂》,剧本《落花》等。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青年知识分子,带有作者自身的投影。抗日战争期间,他在四川参加***文艺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。1939年加入***。建国后,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,并负责《文学遗产》的编辑工作。此时创作有历史小说《陶渊明写&l
1901年3月19日生于四川省重庆市。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一中。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。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、邓均吾、陈炜谟组织浅草社,创办《浅草季刊》。同年又办《文艺旬刊》。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,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,三年后执教。
自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山东、河北省等校任教。“七·七”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,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,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。1939年经周文介绍加入***,积极从事文艺界抗战活动。
同年又到爱国学生较为集中的国立六中四分校任教,并从事地下党的工作。1941年后因遭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,被学校解聘。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。1947年成都“六·二”事件后,遭到***当局的通缉,在李劼人庇护下得以脱险。解放后,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、川西文联副主席、四川省文联副主席、四川大学教授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先后任《文学
陈翔鹤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文学结缘。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、邓均吾、陈炜谟组织浅草社,创办《浅草季刊》。同年又办《文艺旬刊》。时隔不久,浅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学。同年底便北上到北京大学读书,并与杨晦、冯至、陈炜谟等人组织创办沉钟社,编辑出版《沉钟》半月刊。《浅草》、《沉钟》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,认为《浅草季刊》“向外,在摄取异域营养;向内,挖掘自己的灵魂,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”。认为“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、最诚实、挣扎的最久的团体”。由于他们还是思想上不够成熟的青年,而走上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道路浅草、沉钟社作家为初衷,本想从纯文艺中求得生活为“高洁”,结果,却终于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。他的文学创作始于20年代初,是浅草和沉钟的主要小说家之一。
中篇小说《不安定的灵魂》中的“我”——孙树立在爱情上有过三次移情别恋,多次易地逃避爱情的牵绕,总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。作品借主人公这种飘忽不定的心
《文学遗产》是中国解放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刊物。在这期间,陈翔鹤对工作非常主动积极,经常往返于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天津、成都等各大专院校,拜访那些研究有素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老专家,和正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,征询他们对《文学遗产》的意见,和他们讨论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,并约请他们为《文学遗产》撰稿。陈翔鹤从青年时代就读过不少的中外古典名著,知识渊博,他对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,而且轻易不肯放弃。但在陈翔鹤主编《文学遗产》期间,却能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,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,都很快地接受下来,改正或充实自己的主张。因此陈翔鹤和老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关系都很好。
热心培养青年,积极奖掖后进,是陈翔鹤办刊的基本宗旨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古典文学界的年轻学人,几乎没有不曾受到《文学遗产》的沾溉与栽培。从五十年代中期到***前,陈翔鹤以《文学遗产》名义召集过许多次中青年
沈从文和陈翔鹤的友谊,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。沈从文创作宏富,作品结集约有80多部,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。如代表作《边城》、《湘行散记》等。陈翔鹤从1923年写小说《茫然》,到1960年写历史小说《陶渊明写〈挽歌〉》、《广陵散》,在抒情、写实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。他们彼此尊重,50多年书信往来不断,有学术思想的商榷,有艺术技巧的探讨,也有对文坛现状的忧虑。直到后来分别遭受到不同的处境,仍然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,如李陵答苏武书:“人之相知,贵相知心。”
1923年8月,沈从文经过19天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。沈从文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,并结识了中文系的陈翔鹤、德文系的冯至、哲学系的杨晦、英文系的陈炜谟。沈从文和陈翔鹤来往密切,他俩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听鲁迅讲“中国小说史”,鲁迅小说集《呐喊》出版后,他们同去书店购买。陈翔鹤知道沈从文经济上比较困难,经常约沈共餐,从不让沈付款,对沈的接济也是经常的事。
黄秋耘在《文艺学习》分管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的编务,与陈翔鹤在一个院子里办公。两人在1954年认识,渐渐熟悉。陈翔鹤喜欢养花,在院子里养了十多盆兰花,黄秋耘也很喜欢,成为陈翔鹤的助手。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,他们就得把兰花搬到走廊。二人还一起谈论古典文学。黄秋耘年轻,有问题便请教陈翔鹤,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意见。陈翔鹤随和,黄秋耘因此也随便了,二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。他们称得上一对“忘年交”,在院子里过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。但1964年以后,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黄秋耘回忆:“记得是在1964年或者1965年,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了翔鹤同志和我,说什么有些***员不想***,却神往于陶渊明的生活情趣,像听到‘空谷足音’那么狂喜。当时我们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,假如再有什么政治运动的话,恐怕是‘在劫难逃’的了。我也曾细细想过,像翔鹤同志和我这样的思想感情,大概是不大符合一个‘正统的***员’的标准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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