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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干(1907—2003),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,历史学家。湖南善化县(今长沙)人。北京大学文学学士。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累升研究员。主攻汉代历史。曾任教于北京大学,南京中央大学。1962年以后留居美国。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,深具造诣。为台湾中国古代史权威学者,具有国际学术影响。著有《秦汉史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史》、《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》、《居延汉简考释·释文之部》、《汉代察举制度考》、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等。
中文名:劳干
国籍:中国
民族:汉族
出生地:陕西商县
出生日期:1907.01.13
逝世日期:2003.08.30
职业:教师
毕业院校:北京大学
主要成就: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,深具造诣
代表作品:《秦汉史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史》、《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》等
劳干(1907—2003),湖南省善化县(今长沙)人,1907年出生于陕西省商县。193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。1931年,在北京对居延汉简作了部分整理、考释工作。1936年,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干、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,世称“晒蓝本“,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,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。
劳干曾在甘肃西部的敦煌及宁夏的居延海做过古文物考察工作,,抗日战争爆发后,劳干从南京辗转内迁至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,居住李庄达5-6年。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先后迁回原处。
1942年4月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、中国地理研究所共同组成“西北史地考察团“,赴西北地区敦煌和黑水流域进行考古调查,作为团员的劳干,主要考察了敦煌的阳关、玉门关及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。他写下五言古诗《居延故址》:“行役尚未已,日暮居延城。废垒高重重,想见悬旗旌。今兹天海
劳干的研究范围以汉代为中心,上及上古,下及北魏晋南北朝。任职中央研究院时,敦煌的木简以及居延的木简都已发现。敦煌木简已有王国维、罗振玉等人的研究成果。居延汉简是一个更大的部分,尚需人开始研究。到了近些年,新的发现不仅是汉简,而且秦简也发现了,足见其从前以汉代为出发点是有眼光的。劳干做了不少有关秦汉的政治制度研究,写了不少论文,从中央官制到地方官制都有所论列。如《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》,既找出了汉代中央机构决定权所在,又找出了汉代宦官和外戚所以能够掌权的关键。如《秦汉九卿考》,说明了秦汉九卿制的演变。睡虎地秦简发现以后,证明了他的看法是正确的。此外,还著有《居延汉简考释》、《汉晋西陲木简新考》、《秦汉史》、《敦煌艺术》、《成庐诗稿》、《劳干学术论文集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史》等重要著作。在中央研究院集刊、院刊、清华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,其中部分在大陆报刊上发表。台湾出版的《湖南文献》以《中央
罗振玉、王国维合著的《流沙坠简》,开简牍研究之先河。后人不断对敦煌汉晋木简有所考订、补充、修正,如1931年张凤编著的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》等。但是,由于原简实物流散国外,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。直到1930--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之后,这一局面才有了明显的改变。这些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、政治、军事等方面的情况,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中国学者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、地理等各个领域,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,其中劳干的贡献最为突出。
劳干在新史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,将汉简当成完完全全的史料,希望从这些“直接史料“考订汉史,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,还考察了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,诸如烽燧、官制、戍卒、屯田等,将汉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制度中的事项个别提炼出来,利用从简牍归纳出的记事内容,对这些事项进行系统的考证,所著《居延汉简考释》六卷(释文四卷、考证二卷)及后来写的一系列文章,代表了简牍研究的最高水平。因此可以说,劳干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。
劳干于1934年就参与居延汉简的整理工作,并最早出版了释文和图版,这使他得以在居延汉简与汉史研究上利用新材料,解决许多千年聚讼不决的疑难问题,是居延汉简研究的先驱,对后人影响极大。他的相关考证和专题论文开启了以后相关研究的先河,起了“导夫先路“的作用,获得学术界极高的评价。
顾颉刚在《当代中国史学》一书中说:“关于秦汉史的研究,以劳干先生的成就最大,所发表的论文,
劳干的考证文章的特点,都是证据扎实、充足,论证严密,故在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。他自己说:“在许多论文中,也只是先去找问题,找疑点,然后再尽量的搜求证据。至于结论如何,我自己多半是不知道的,有时把结论规定好了,又重新换过,有时所得的结论并非原来所预料的结论,甚至有时还是不大喜欢的结论,为着阐明事实的真像,也时常放弃了可喜的、有趣的结论,而归到平常的、毫不惊人的结论。”
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及屯田、赋税研究河西四郡的具体设置年代,不仅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记载互异,即便是同一本《汉书》,纪志之载也有所不同。此后史籍,或从《武帝纪》,或从《地理志》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清朝中叶乾嘉派大师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,依然局限于以史证史的层次,没有脱离传统史学的窠臼。因而河西四郡设置年代,遂成千古之谜。
劳干依据汉简提供的新资料,对这一问题作了重新考证,劳干说:“窥其语气似指敦煌郡而言,似亦可为太初时期初置敦煌
综述
秦汉史无大家,是史学界内多年以来的流行话。然而,劳干是秦汉史名副其实的大家,只是因为他的学术活动分别在大陆、台湾和美国,聚焦分散,未能热炙成型而已。劳干先生的学术研究,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分野。比如《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》一书的论题,包括政治与历史、制度、思想、社会、地理与边疆、历法、考古与文字学、文学和古籍。劳干不仅研究领域宽广,他的学术关注所体现的思维厚度,从高层到基础,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层面。
王朝循环问题
从秦帝国的建立到清王朝的灭亡,在中华帝国时代的二千年中,王朝国家的治乱兴亡呈现一种不断反复的振荡循环,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,或者叫做王朝循环问题。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,是中国历史的常态,世界历史的特异,不仅成为中国史家的关注点,也吸引了世界史学界的注目。《中国历史的周期及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》,就是劳干对于这个至难的高层次的史学问题所做的一个回答。
国家组织宛若生命有机体,其自身的
1、《晒蓝本汉简释文》,手稿(1936)。
2、《居延汉简考释(释文)》(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,四川李庄: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43)。
3、《居延汉简考释(考证)》(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,四川李庄: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44)。
4、《居延汉简考释附敦煌汉简校文》(居延汉简考释简号索引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49)。
5、《秦汉史》(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一辑,台北: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,1952)。
6、《魏晋南北史》(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二辑,台北: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,1954)。
7、《初中历史》(台北:台湾省政府教育厅,1955)。8、《中国史纲》(台北:胜利出版社,1955)。
9、《居延汉简(图版之部)》(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,台北: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57初版,1977再版)。
10、《敦煌艺术》(历史文物丛刊第一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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